电子污染之痛
本报记者5月16日至17日,信息产业部2006年全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七部委及行业协会、中外企业的代表共同研究贯彻《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的措施与工作安排,确定2006年工作任务及目标。
信息产业部部长旭东说,我国既是一个生产加工的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这么多产品要消耗多少资源,所以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科学发的展观,解决三高一低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发展方向。高新技术产业不能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要转变生产发生,人与环境人与市场。
出台法规
由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制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2月28日正式颁布,确定了从2007年3月1日开始,我国将分步实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措施。
未进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产品,将需要按照有关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的要求,对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产品环保使用期限、产品可否回收利用等信息进行披露;而进入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产品,如果不能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替代,则需要符合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的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的规定,需要进行强制性认证后方可进入市场。
一石激起千层浪,信息产业部认为推出这部法规是“从源头抓起,立法先行”,有条不紊的推进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工作。但转眼三个月过去,这部法规在企业里的影响有多大,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企业的应对措施是什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今年7月1日,欧盟的RoHS指令(《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也马上实施,两部不同的法律给企业带来的是帮助还是困扰?
法规苦恼
“难啊!”某德国公司多年主管RoHS的经理对记者说,“中国的两部环保法规《废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回收利用管理条例》和《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目前可操作性都相对较差。”
这位经理认为,《管理办法》涉及的产品线过广,没有细则,可操作性让人怀疑。
《管理办法》规定,所有进入市场的产品必须要经过强制认证(3C认证),可是具体的检测方法和认证过程并没有明确。“禁用物质的限量值是多少,标准是什么?如果禁用材料找不到替代品该怎么办,这种产品是否可以豁免?发现问题后要如何处理?这些具体的技术细节都没有。”
“这部《管理办法》的实质不是控制污染,而是为了实现贸易对等,起一个壁垒的作用,其政治目的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某国内大企业的项目经理这样说。
在欧洲,RoHS指令可以采用自我声明的方式,企业自己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例如零部件与器材供应商可以做出声明:“该材料或元器件适用于RoHS(2002/95/EC)指令管辖的电子电器产品使用”,或“该元器件或材料的各均匀材质部分中含有的铅、六价铬、汞、PBB与PBDE含量低于0.1wt%,镉的含量低于0.1wt%,RoHS指令豁免的情况除外”等。
“而在中国,强制性把检测放入3C里面,其实是加重了企业负担,用高昂的测试费,养活官方的实验室。”该项目经理如是说。目前国内有18000家实验室,WTO的开放使这些实验室面临危机,市场化后缺少了国家的资助,强制认证就变成了救命稻草。“国监局、地方抽查部门、各省、县、地区的监察机构甚至工厂,都要一层层打点,对企业当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我们的《管理办法》比欧盟的RoHS指令要严格,有些情况例如笔记本电池在欧盟的RoHS里是豁免的,而在国内就没有豁免的说法,让我们企业很难操作。”某PC厂商困扰的表示。
政府解惑
对于企业提出的问题和怀疑,记者咨询了相关部门,被访者均正面的回答了问题。
据经济运行司司长周子学介绍,我们推出自己的《管理办法》并非为纯粹了应对欧盟的RoHS指令和WEEE(《关于报废电子电器设备的指令》)指令,而是考虑到本国的环保、国际化和产业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有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法规的配套标准都在逐步制定和完善中。他表示,最后的成功应该是两方面问题的解决:技术的替代和成本价格的提高。《管理办法》会影响企业原来的战略和竞争优势,但从产业总体考虑,是一次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技术的提高。
“其实我们在制订法规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替企业考虑得很周全,很多企业不知道RoHS指令,也不知道我们的《管理办法》,很难采用欧盟‘一刀切’的方式,所以才选择‘两步走’的控制过程。”经济运行司的黄建忠处长表示。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由电子信息产品类目、限制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种类及其限制使用期限组成,目标对象是所有现在已知含有六种有毒有害物质的电子信息产品,当确认其中某类产品已经实现产品的替代或有毒有害材料替代,或已经确认替代难以实现但可以做到符合限量的标准,即做到“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可行”,则将该类产品放入“目录”中实行3C认证。
只有进入“目录”的产品才会被进行3C认证,在《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时,没有进入“目录”的产品并不需要进行3C认证,而仅仅被要求采用标识或写在说明书里的方式告诉消费者产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含量,环保使用期限和在废弃时可否回收利用等信息,但并未要求替代或者限量。当企业和产业都做好准备的时候,才走出“第二步”,进入了目录的产品要通过严格的认证才能进入市场。
“‘两步走’的方式解决了企业承受的问题,管理逐步推开的问题,监测机构逐渐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相比欧盟,在自我声明前必须严格做到所有工作,‘两步走’给了企业很大喘息的空间。”
联想集团质量管理体系经理李继成表示,在准备的这一年里应该多举办类似的会议,让企业能和政府对话,互相聆听,共同完善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制定。
企业努力
面对先后实施的两项法规指令,世界范围内对电子产品的环保要求,已经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成本压力,高悬在所有制造商的头上。在这段时期内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赛宝实验室罗道军建议,目前企业可以按照以下几步来规划:学习研究法规的要求,分析产品的物料需求和替代材料,重新设计或改进产品,并将限制有害物质方面的要求发给供应商;对供应商供应的物料认证,必要时可建立相应的检测手段;审核供应商,建立绿色供应链;生产新产品并做可靠性的鉴定;建立物料数据库、自我声明数据库和内部管理体系。
周子学表示,在推进法规中的重点是竞争优势相对弱的企业,如何培养他们的认识,如何反而不担心跨国公司。因为跨国公司对环保的认识比较到位,中国是他们产业链上的一部分,他们更关心中国政府的法规何时出台,如何调整自己的产品线。认识的层次上从深到浅的排位应该是跨国公司、本土大企业、效益较好的中小企业、竞争力较弱的企业。
相对来说,国外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先于中国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从多年以前开始在产品研发制造、工艺改良等方面的革新,降低了回收成本,提高了产品的使用性能和环保性能。这种革新也成为企业的独特技术优势和先进的经验。
也有些企业已经把环保作为一种责任。
富士施乐公司一直推行产品逆制造,致力于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并始终坚持实践“环境管理”,从而有效利用资源、减少电子污染。富士施乐认为在环境问题上,企业担负着两方面责任:降低企业自身业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提供能够帮助用户以最少的能源和资源创造更大价值的产品、系统和服务。
NEC公司认为,“环境应对”与“企业的持续”和“事业的持续”是紧密相关的,在全事业过程中推行环境保护。在开发设计环节就设定目标必须符合环保产品标准,在资材筹备时选择绿色零件,生产环节注重节能、化学物质的削减和0废物,通过3R系统的整顿和再利用信息的提供做好回收环节。NEC连续四年进入环境经营度调查的前十名。
有些企业则是从材料入手推进环保。
惠普公司认为材料创新是环保战略的基石。早在十几年前,惠普就已经在其产品外壳中停止使用了PVC(聚氯乙烯)和95%以上的溴化阻燃剂(BFR);在大部分一体机产品中使用新的采用接触式成像技术的灯管来代替含汞的扫描仪灯管;2004年,惠普公司成立了研发小组,专门进行环保型的“绿色PC”研发,并开展在打印机中用玉米粉替代塑料、重新设计包装、减少工厂的废物排放量等等环保研发项目。惠普公司在2005年初还发布了一批符合RoHS条例的系列产品。
据索尼公司品质保证部李明扬小姐介绍,在2001年索尼的产品出口荷兰时由于含量不符合当地受阻,之后索尼致力于环境技术标准的研究,对包括RoHS列出的五种物质和有机氯化物、甲醛等设立管理级别,分为立即禁止使用级、规定在将来的时间禁止使用级、不规定禁止使用的时期但力争削减级等,这部标准2002年至今已经发行了五版。
回收之难
“建立回收体系,谈何容易!如果你家里有一台废旧电视机,如何处理?”某合资企业的质量经理反问记者。
很多小区里都有专门回收废旧电器的人,他们拉着平板车,走街串巷的叫卖。谁家有旧电视机,依照新旧程度,能用的就卖几十块钱被平板车拉走。拉走之后送到乡下再卖掉,如果坏了,乡下自然也有骑着平板车的人再回收。把能用的部件拆拆合合,五台变一台;不能用的就用火烧用酸淋,分离出铜铁卖掉,或者扔进江河湖海,污染祖国大地。
“先不说人们的意识如何培养,就说建立废旧废物回收体系,钱从哪里来?”记者了解到,在国外很多回收机构是盈利的,公民要处理旧的洗衣机、电视机,要付钱给处理厂,不允许私下处理。而国内情况恰恰相反,正经的处理厂全都倒闭了,只有地下工厂在赚钱。从2004年春节开始,在青岛、浙江等地建设了废旧家电回收试点,回收范围包括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和电脑五个产品,全部草草收场。广东的贵屿岛已经是美国电子垃圾的处理地,有些地下工厂的老板一年盈利上亿人民币,央视曾曝光过两次地下工厂,结果不过是从一个岛搬到另一个岛上去。
“买一台电脑,它的显示器、主板等各个部件来自不同的厂家,报废后应该由谁来付钱给回收厂?” 据了解,在美国,小家电、电动工具领域,品牌制造商和工厂不到100家,而在中国却超过1万家。原材料市场复杂,政府监管力度又不够,这些实际的问题确实有待解决。
但是,对于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行动了。
比如,富士施有一个国际资源循环网络——亚太地区综合再生利用体系,该体系建立在亚太9个国家或地区相互信赖和协作的基础之上,以提高再资源化率、不断追求“废零弃”为目标。富士施乐直接负责从这些国家或地区回收旧产品,在本公司工厂进行拆解,由12家泰国和亚洲的合作伙伴公司及本国的4家公司相互协作,分门别类对废弃物进行再资源化。目前,富士施乐正在考虑将在日本及亚太地区构筑的“废弃物零排放”系统推广到中国。
而惠普则与国内民间组织“根与芽办公室”、北京地球村,共同发起的“循环巨龙”耗材回收活动,在公共区域专门安放免费、便捷的废弃墨盒回收箱,定期回收废旧墨盒,并最终以环保的方式进行循环利用。这个项目还深入到学校里,第一阶段结束后,北京和上海有近两万名中学生参与其中。
联想李继成则表示,应该把污染防止作为一个项目来推进,从成本管理、采购管理、时间管理和范围管理等多方面规划,更应该设立特殊的环境管理部门运作。
而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对回收环节的重视。信息产业部牵头,有意在上海、天津、浙江和广州四地建设拆解回收基地的试点。
在天津,记者参观了子牙环保产业园,这是2002年由市政府批准设立的进口第七类固体废物统一管理的区域。国家允许进口的七类废旧物资,第七类是含铜铝的废旧电缆和废旧电机,其它废旧电子产品不允许进口,尤其是被列入危险废弃目录的。
据介绍,历史上的静海低湿低洼,土地盐碱,百姓靠加工鞭炮为生。90年代中期,拆解业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家家户户都是小作坊。进口的废旧物资在港口一通关,废旧电缆立刻开始被拍卖。村民们拆解的方式也极其落后,用火把废线里的铜烧出来,其余的扔掉,对环境造成大面积污染。后来建设了子牙环保产业园进行集中管理,产品进入园后才可通关,再也没有了小作坊,并引进各类企业75家,其中专业拆解废物的定点加工利用单位48家。
园区表示,开展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需要,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把这块市场做大做强,可以成为企业的财源、政府的税源、再生利用的资源,成为当地百姓的生活来源,于国于民都有利,也可以有效防止环境污染。
环节推进
周子学认为,以往的行业管理从产品的研发设计开始,到产品进入市场就结束了,对产品进入废弃阶段后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很少关注。即使在设计生产阶段,对资源节约和环保要求也
重视不够。现在要延伸电子信息产品的监管链,加强对电子信息产品从设计、生产、消费到回收再利用的全程管理。
在设计和生产环节,应当做好污染控制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随着技术发展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有的标准已经过时,不能适应新的情况新的要求;有的标准还没有制定,滞后于技术和产品的发展。
在消费环节,产品生命周期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合理确定各类产品的使用和报废年限,可以确保消费者的使用安全。
在很重要的回收环节,应该探索建立起一套可持续运行的回收机制和体系,这种机制应该以责任延伸制度为基础,促使企业在电子信息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等环节就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在这些环节少用或不用对环境有毒有害的物质,主动向用户提供相关的环保信息,特别是提供一些便于其在废弃时回收处理再利用的环保信息,为电子信息产品的再利用做好准备。
据悉,由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牵头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准工作组正在加紧制定为实施《管理办法》配套的相关行业标准,起草有关国家标准;其中部分标准将在年中出台。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制定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信息产业部计划与《管理办法》出台后的前半年时间里,完成相关程序的确定工作,下半年开始进行进入目录的产品名单和时间的确定。
据中国赛宝实验室可靠性研究分析中心副主任罗道军介绍,2004年10月信息产业部组织成立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下设有害物质限量与检测、无铅焊接、标志与认证三个小组。赛宝实验室负责的检测与限量标准工作组目前已将“有害物质检测方法标准”文字起草工作完成,准备进入实验验证阶段,预计6-8月间公布。限量标准已经起草完毕,预计6月与“标识标准”一起出台。据他介绍,限量标准与欧盟的95/618/EC相比更具有操作性。
三问电子污染之一
痛苦还是悲哀?
我不明白为何看到是崭新的机器、暴晒的场地、成堆的废旧电缆和席地而坐的工人。
据了解,南方某城镇有大量个体户拆解电子垃圾,而当地政府官员很
骄傲地说这个电子垃圾拆解行业给他们的城市每年带来超过90亿元的GDP。但是,焊锡中含有33%的铅,空气中的铅尘会使所有的人血铅指标提升,智商下降,可能几百年都得不到恢复。
子安基金会的吕岩告诉记者,拆解1千个电池最多赚到500元钱,但可能会有1千平米的土地永久失去农用价值,在这个土地上生存的人也不安全。这个代价有些太大了。
某卫生组织曾在广东某地区抽检中小学生的血铅指标,结果有60%的孩子血铅含量超过100微克/升,这正是铅中毒的标志。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如此下去20年后,中国孩子的智商要比美国和日本孩子的智商平均低20%。
据专家介绍,在日本有两类处理厂,一类是全机器操作,一类是工人手工拆解,主要是比较人力成本与机械成本和效率。但是手工操作的工人防护设施非常齐全,甚至有些配戴防毒面具,工人工资也非常高。
而静海还处于起步的原始阶段,工人戴的是普通的手套和遮阳帽。如果要把园区做大做规范,就必须要求环保,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能用机器操作的不用人手,还要对园内员工进行劳工保障。这些都要一步一步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客观的讲,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社会发展到一定地步应该是很严谨的。记者很疑惑,为何我们自己的大批垃圾没有处理好,还要进口外面的垃圾,并美其名曰引进资源?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地球“垃圾场”。
为什么会这样?
再来看看一些有趣的数字,现在市场上的塑料原料价格,新的是2100元/吨,回收的是1400元/吨,相当于160美金。而回收的价钱是怎样呢?在北美市场,约150美元/吨,回收回来的材料基本上可以直接使用。而东南亚市场的价格是90-120美元/吨,却有70%不能用。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进口废物并不等于进口垃圾,而是原料和资源的补充。其实“垃圾”的利润很大,有很多增值环节,例如废旧橡胶做成汽车保险杠、仪表盘,这就是再利用再循环。在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小区,做分类回收应该是很盈利的,能创造很多增值利润,但是没有人去算这笔账也没有人去做,小区里的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我们应该从收集开始,有科学性的回收运转,从自己开始,先利用自己的资源,不要盲目进口外面的“垃圾”。
发达国家宁愿牺牲这些眼前利益,他们保全自己的森林,进口木材;保全自己的生态,进口能源。他们用经济平衡生态,这是全球环保的“政治”大格局。
尽管我们理解政府的努力,尽管我们理解治理的艰辛,尽管我们理解不能一蹴而就,尽管我们也知道眼前这笔帐的合算。但这来自“洋垃圾”辛酸的获利,这治理过程中的付出,是痛苦,还是悲哀?
三问电子污染之二
企业你为什么找借口?
娄部长的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根源,“标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既要协调和兼顾各方利益,又要为工作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政府应该做的,可悲的是政府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总被误解为是为了掩盖其他问题。
跟踪《管理办法》很久了,从出台前到颁布,到今天,我庆幸我能看到一些企业看不到的努力和协调,我也乐意担负起一个媒体的责任,向政府传达企业的困惑,也向一些企业传达这些信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声音政府在听在想。但是令我困惑的是,为何政府认为给企业留足了余地和空间,而企业总觉得政府不为他们考虑,难道是沟通出现了障碍吗?
其实很多问题,在法规里都写的很清晰,但是很多企业仍觉得很困惑,这也许要扯到看问题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实正如黄建忠所说,贴上标签反而对企业是一种促进,你想到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注意你的产品和竞争对手产品的标签内容,会比较,就会更主动的提高环保意识,改革技术,主动的把自己的产品加入到管理目录中。
一言敝之,利益。
最好的监管部门不是监察机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的竞争对手。
三问电子污染之三
还有多少贝多芬?
开始炒环保了之后记者听到了一个新说法,200年前德国工业革命的初期重金属污染泛滥,贝多芬因为童年喝了受铅污染的水,20岁时开始失聪,一生饱受铅中毒的痛苦,留下了《田圆》、《命运》、《欢乐颂》等不朽的作品后,过早的离开了世界。
很多人这样说,不知真的假的。姑且就当真吧!贝多芬走了,留下了名垂千史;拆电池的村民走了,留下了什么?几百年得不到恢复的土地,家人的残疾不健全,还是世世代代的懊悔?
很多人都喜欢看数字,用数字说话,创造了多少GDP,解决了多少就业,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能有多少个贝多芬?有钱的工厂老板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剩下的留在垃圾堆里饱受污染和辐射的孩子们呢?一边冒着腹痛、失聪、肝病、白血病、中风、夭折甚至断子绝孙的隐患,一边还要感恩戴德的帮别人数钱,感谢给了孩子一个工作、一碗饭、一天四十块钱?
愚昧啊!
邓爷爷的一句话,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随后演变出各种版本,于是我们知道,什么都要从娃娃抓起。环保意识也一样。
有位专家说,现在人越来越喜欢说“把蛋糕做大”这样的话,这本身就是很不复责任的。人人都想做大占多,可是付出的代价,破坏的环境,耗费的资源谁来弥补,做的越大越补不回来。
任何事都有其科学性,试问“招商引资”与“土地破坏”、“创造的业绩”与“付出的代价”要如何科学的计算?不能因为已经是盐碱地了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扩张,用来更大规模地做更多更脏的事,而不是想办法补救和挽回。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贝多芬,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会拆电池拆电线的孩子,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种不出庄稼的盐碱地,我们只想要一个干干净净没有污染的环境,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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